作者:劉育成

《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 (來源:https://jkeserue.medium.com/the-unwanted-touch-of-the-digital-era-15437e26677b)

記憶法(Mnemonics)一詞是從希臘神話中掌管記憶的女神謨涅摩敘涅(Mnemosyne)演化而來。祂是天神烏拉諾斯(Uranus)與大地女神蓋亞(Gaia)的女兒,也是十二泰坦神(Titans)之一。相傳 …

葉崇揚/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1.前言

在這波武漢肺炎大流行的疫情下,不僅造成社會大眾對於疫情的恐慌,同時也造成社會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增加。台灣政府在第一波疫情的衝擊下,透過封鎖、疫調和大數據的應用,使得台灣成為世界各國防疫的典範之一。然而,面臨疫情的衝擊,台灣經濟與勞動市場同時也遭遇嚴峻的挑戰,包括經濟活動的停滯以及大量的勞工以及其家庭面臨失業或是無薪假的衝擊。圖1以及圖2,分別顯示了 …

張君玫 ∕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由人類所創造出來的「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有可能演化成新的(species)嗎?這樣的物種可以脫離其最初的設定,持續在環境中進行適應、調整、改變和創新的演化,從而創造獨特的歷史嗎?無論這樣的歷史是否依然可以稱為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一部分,其與人類史(human history)之間的關係會是什麼?

很多科幻影集和電影都探討過類似的主題。比如,1982年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中,被人類製造出來的複製人,其在各方面能力都優於人類,卻被控制,成為定時棄用的勞動力,被剝奪了基本的自由與權利,進而發生反叛,甚或地下革命。他們可以說是一個新的物種嗎?美國從1960年代首播並延續到本世紀的影集《星際迷航》(Star Trek)系列中,不僅有很多不同行星的生命形式,也有從人工智能演化出來的種族或物種,包括結合有機和機械成分的賽伯格(Cyborg)物種,及其所創造出來的文明。不同種族,乃至於不同智能物種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始終是戲劇焦點。有些族群各自相安,在原生或移居行星上發展文明,但也有些形成駭人的掠奪文化,其中名之為「博格」(the Borg)的物種,其角色設定特別耐人尋味。博格的獨特點在於他們幾乎沒有個別的意識,卻具有強大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博格的集體目標只有一個:吸納或同化一切可以使用的、有用的或好用的素材,無論是有機的或無機的成分。此外,博格的嬰兒剛出生時其實和人類幾乎無異,只是從那時就開始不斷被植入與組裝各種異質的配件或成分,從而成為集體博格的一部分。基本上,博格這個物種可以說是人類科技增強的一則超時代寓言。

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社會中,上述問題的探索早已不再是烏托邦或異托邦的幻想,而具有更多的科學科技基礎,以及必須審慎思考的社會、文化、政治與倫理向度。尤其在生態危機日趨惡化的全球危機,以及反思人類活動破壞性的「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批判意識中,人們一方面憂懼高科技產業的擴張將對大地持續造成巨大破壞,另一方面卻也更加仰賴科學科技的基礎建設來對地球進行長期的監測與記錄,以利做出適切和必要的因應措施。在這些過程,以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人工智能的開發及應用早已成為不可或缺。

我們所生活並參與其中的行星系統本身即是一個由有機、無機等異質成分共同形構的複合體,一個動態的高度複雜性,包含了無數不曾停歇的、連鎖交織的反饋迴圈,亦即獨立科學家與發明家 James Lovelock 在 1970 年代初名之為「蓋婭」(Gaia)的模控系統(cybernetic system)(Lovelock 1972)。這樣的模控系統,和個別生命體作為模控系統,乃至於人造機器作為模控系統,有本質上的差異嗎?抑或有著更根本的相似運作邏輯,環環相扣從最小到最大的尺度上?

在《星際迷航:下個世代》(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系列中有一集稱為「人的衡量尺度」(The Measure of a Man)(1989),內容觸及了「機器人」或「仿生人」(android)是否具有獨立人格和基本權利的議題。人類有機體,或任何有機體,在本質上也是另一種設計精良的機器。我們的意識,甚或靈魂,如果有,很可能也是從能量、物質、肉身與形式的運作中衍生出來的。劇中的仿生人 Data 對想要拆除他來加以研究開發的人類科學家說,「我是一個人夢想的頂點。這不是自我,也不是虛榮。但是,當宋博士創造了我,他在宇宙實體中添加了一些什麼。如果在你的實驗中,我被摧毀了,某個獨特的,神奇的東西,就會消失了。我不能允許這種事發生。我必須保護他的夢想。」Data 對他的人類創造者保留著某種尊敬與忠誠。但人類擔心著,其他機器人會如此理性和平嗎?比 Data 更早被宋博士創造出來的 Lore 就因為有太多的人性情緒,而充滿了反叛之心,甚至做出邪惡的背叛。又比如,2012 年的電影《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和 2017 年的《異形:聖約》(Alien: Covenant)中的仿生人 David ,打從一開始就看不起各方面其實並不如他的人類創造者。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想要成為創造者,他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和創造衝動,後來也確實成為獨特而可怖的創造者與毀滅者。因為,「要創造,就必須毀滅。」

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危險的創造力可以透過設計來加以限制嗎?上述影視文本中都出現了邪惡雙胞胎的主題,越是具有高度人性和情緒的,比如 Lore 和 David,越是容易具有高度的創造力,卻也容易做出所謂邪惡,反之,像 Data 和 Walter (第二型的David,被取消情緒和創造力)都是為了因應人類對於過度人性化機器人的恐怖而「改良」的結果,確實比較「理性」,但是否真的就失去了演化出情緒和創造力的能力呢?換言之,所謂的「創造力」,是否也跟「意識」,甚或「靈魂」一樣,其實並不是可以被設計或設定的,而是複雜動態的物質歷史,亦即演化的生成物?

人工智能若演化出新的物種,會把人類這個地球問題的麻煩製造者加以毀滅,以便創造出更好的世界嗎?若是如此,或許可以終結令人憂心的人類世,進入美麗新世界的嶄新世?James Lovelock 認為不會。他在 2019 年 7 月滿一百歲前夕出版新書《嶄新世:即將來臨的超智能時代》(Novacene: The Coming Age of Hyperintelligence),認為人工智能會演化出所謂「超智能」的物種,他們將有足夠能力認知到這座行星系統的動態複雜性,亦即蓋婭的運作,並了解人類是蓋婭演化計畫中諸多物種中的一環;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地球需要有機生命才能維持可棲居的氣候條件。換言之,超智能的新物種並不會重蹈人類的錯誤,去做出種族滅絕和物種歧視的破壞行為。反之,他們將引領人類走向更好的道路。

就像 James Lovelock 指出的,他的蓋婭假說非常仰賴微生物學家的專業,尤其是與他合著多項文章的 Lynn Margulis。蓋婭的意象經常被誤解或簡化為一種無區分的整體,但這種固著意象錯失了複數、多樣、具體、演化的生命形式,尤其是微生物的能動力和深遠作用,其不僅超出人類肉眼辨識能力之外,同時也以各種方式超出人類一般習以為常的個體性框架。許多證據指出,地球的大氣受到地表生命活動的協調,包括氧氣比例、大氣成分、酸度、溫度等,而這些條件又反過來決定了生命的分配狀態。特定的生物相不僅和環境中的岩石及其他要素之間的共存演化,而且會在生命活動中不斷改造並創造出有利於生命持續的條件,這樣的循環涉及無數的反饋迴圈,有能力在系統受到干擾時快速而有效地恢復相對穩定的狀態,或對系統來說的內部穩定(homeostasis)(Lovelock 1972; Margulis and Lovelock 1973)。

地球作為一個有生命活動的行星系統(a planetary system),儘管經歷過幾次大規模的干擾,甚至大滅絕的致命危機,但依然能夠在複雜的反饋過程與演化適應中,恢復或重建,並維持內部的相對穩定。而且,各種生命形式交織的循環或新陳代謝過程早已成為維持動態平衡的必要機制,包括許多直到晚近才藉由人類延伸技術去發現並得以測量的微生物活動。當代的人類世危機在於太多干擾,持續頻繁地打斷這些循環的過程。人類世的轉機,如果有,則是我們有可能也有義務把科學科技運用在正確的方向。蓋婭意象的未來學意義無非是建立在生命活動本身的技術性與政治性上。Lovelock 在《嶄新世》一書中所勾勒的美好超智能願景,正是建立於此。

徵引書目

Lovelock, James. E. 2019. Novacene: The Coming Age of Hyperintelligence. London: Penguin Books.

Lovelock, James. E. 1972. “Gain as Seen Through the Atmospher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6: 579–580.

Margulis, Lynn. and James E. Lovelock. 1974. “Biological Modulation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 Icarus 21: 471–489.

何撒娜 ∕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在這篇文章裡,我想討論的是不需要吃喝的AI(人工智慧),如何對每天必須又吃又喝的我們造成影響、如何改變我們每天看似平凡重複的飲食習慣、影響飲食產業的走向與運作、甚至改變了我們的飲食文化。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早在1950年代就出現在科學家的研究領域,期間經歷了漫長的失敗與不斷的嚐試,發展緩慢。從2010年代開始,科學家們試著讓AI自己開始機器學習,也就是把人的經驗放進電腦,由相關領域的專家們提供歷史紀錄,讓電腦自己歸納,最後終於有了突破,正以飛快的速度持續演進中。人工智慧就像是網際網路一樣,是一種好用的工具,可以應用在所有的產業;目前在各項產業中,人工智慧的應用以電商、金融、製造、醫療這些產業走得比較快[1]。

迄今為止,食品公司在人工智慧方面的投資少於其他一些行業,但這不代表AI對人類的飲食生活影響不大。本文從與我們每天最為相關的飲食消費開始,討論我們每天的飲食相關行為如何與AI產生關聯,其次探討把飲食送到消費者手中的流通業如何應用AI科技,接著討論AI對於飲食生產的影響與應用。最後,我想討論的是,AI科技有沒有可能反過來主導我們每天的飲食生活?也讓我們一起來思考,對我們來說,飲食的意義究竟為何。

一、飲食消費與AI

不知道讀著這篇文章的你/妳是否跟我一樣,每天吃東西前要先「餵飽」自己的相機?我每天吃飯或吃東西前,甚至連只是去咖啡館喝杯咖啡的時候,都會習慣性地先拿起手機,拍下眼前飲食的照片。這些照片記錄了我每天的生活,替我做了飲食日誌,也為我記下那時刻的美好記憶。通常我們會把手機裡這些相片備份到雲端硬碟去保存,好清空自己手機記憶體來迎接更多的相片,或是上傳到自己的社交媒體(SNS)上,與親朋好友分享自己的生活。

這個看似平常的舉動,其實就是在幫網路相關業界累積「大數據」(big data),而這些大數據,是名符其實用來「餵飽」AI的資訊。在資訊時代,數據(資訊)是最重要的資源,也是可以用來煉金(變現)的重要工具。業界使用這些每天鉅量上傳的相片,用來分析人們的喜好與行為模式。每當我們上傳一張與美食相關的照片時(不管是上傳到雲端或社交媒體),這些公司就能使用AI來分析這些上傳的資訊,試圖分析出人們的行為模式。甚麼時候、去甚麼地方、吃喝了甚麼東西、甚至跟誰在一起,都變成AI學習以及分析的對象,成為未來制定商業策略的參考。

另外,相關的應用軟體(app)也正急遽地改變我們的飲食生活。最頻繁被使用的飲食軟體應該是Google這類的搜尋引擎,我們在這裡尋找某個特定地理區域(台北士林或台南)、類別(韓式料理或義大利麵)、以及特定時段(早午餐或是宵夜)等的飲食推薦,順便上去看看別人的評價或食記,好決定我們接下來的飲食選擇。如果想省錢,還可以用GOMAJI、EZTABLE或Groupon這類的app幫我們找尋可以折價省錢的餐廳。另一類與我們相關的飲食app,是像 Uber eats或 Food panda這類的飲食外送軟體。當我們想吃外食卻又懶得出門的時候,只要隨手按個鍵,就有人幫我們把東西送上門,完美解決想「外食」卻又不想出門的宅人生困境。

萬一不小心吃多了,開始想要控制飲食、維持健康或體態,現在有些AI軟體被開發用來協助我們達成健康管理的目標。早期的健康管理app需要我們手動輸入吃下了哪些東西,新的AI技術發展出自動辨識的技術(AI food recognition),只要把照片輸入,AI就開始幫我們分析營養素與熱量等。這個技術也開始被應用到需要特殊飲食限制的需求上,像是有糖尿病的人、或是高齡銀髮族,就可以通過這樣的飲食管理app,來確保自己吃下的食物是不是有益健康,或更進一步地,透過這些app來個人化並引導我們攝取足夠的營養需求。當然,以上這些數據也變成重要的商業資訊,成為商業發展行銷策略的參考依據。

二、飲食流通與AI

飲食需要靠流通業者配送到消費者手上,我們可以分成三方面來討論AI在這方面的影響與應用,分別是飲食外送、物流管理、以及減少食物浪費的可能性。

首先是飲食外送服務。其實飲食外送並不是現代才有,據說早在1768年韓國朝鮮王朝後期,學者黃胤錫在《頤齋亂藁》中就提到因為宮廷中的冷麵很受士大夫歡迎,因此有人專門從事外送冷麵服務。1906年的報紙《萬歲報》上,出現當時的餐廳「明月館」外送/外燴食物的廣告[2]。

雖然飲食外送歷史存在已久,但與過去不同的是,到了我們這個世代,AI技術為飲食流通帶入許多技術上的革命性改變。

首先是「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的崛起。過往商家提供外送服務的人員多為商家員工,外送範圍也較小,現在則是採取平台經濟模式,把提供食物的商家、想吃美食的饕客、以及想賺外快或是以此謀生的自行車/機車騎士們串聯在一起(此外也有汽車或步行者),這是一種新型態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平台業者運用大數據與AI來促成平台的優化精進,像是運用AI分析客戶飲食習慣,協助餐廳開發新菜單與制訂行銷策略;透過導入AI分析客人消費習慣,事先預測準備,進而提升配送效率;或透過AI算出最佳路徑,以最短時間精準送上美味等。

另一個可以應用AI的部分,在「剩餘食材管理技術」(Food Waste Management Technologies),也就是透過AI來分析食物在不同情境中的消費狀況,透過精準的分析與預測,來減少食物的浪費等。

三、飲食生產與AI

除了上述提到商業公司如何透過AI與大數據資料分析,來制定商業與生產策略之外,人工智慧還能應用在農業生產方面。首先,人工智慧能協助構建農業資料庫,儲存各種農業相關的資訊,像是農產品品種與種植所需的自然條件等。其次是協助監測農產品生產過程,在出現狀況時(像是遇上乾旱、或是碰上水災的時候)協助提出解決方案。人工智慧需要與生產者緊密結合,把農產品生產情況或是各種自然環境的預測等藉由手機或電腦設備等即時反映給農民,有助於提高農產品的生產效率。人工智慧在農業方面還有一個應用,就是協助農產品的溯源;當這些農產品被送到消費者手上之後,協助消費者能有效追蹤溯源農產品生產端,提高食品安全、降低風險。

除了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之外,最重要的是,我們期待AI能促進農業的永續發展(Sustainable agriculture),包括生產鏈(Supply Chain)與包裝科技(Sustainable Packaging Technologies)等方面。當AI能更精準地預測飲食的消費與流通需求之後,期待AI能減少我們在生產食物時的資源浪費,不過量生產剝削地球資源,讓農業能與自然環境永續並存發展。

結語:我們的飲食、我們的生活

AI技術的確很大程度地改變人類飲食生活的發展,但這些飲食科技(Foodtech)的影響仍有其限制。迄今為止,食品公司在人工智慧方面的投資遠少於其他一些行業,部分原因是「味道」非常地個人化與複雜,而我們如今還沒有很好的科學理論來理解味道[3]。除此之外,「味道」也受到文化與社會脈絡的影響,我們對食物的喜好與接受度,有時候並不能被客觀地測量,例如對我們來說是美食的「臭豆腐」,對於外國人來說可能是酷刑。

另外,我們的飲食行為不只是為了填飽肚子求生存,更多時候反映出的是我們的自由意志、創造力、人際關係、美感、與情感上的需求。日本卡通「蠟筆小新」其中一集講到恐怖的都市傳說,就是當人們使用手機上的某個秘書app之後,就會受到這個app控制,變成像機器人一樣聽命行事,一切都很有效率且井井有條。然而,這並不是我們理想中的未來生活樣貌。AI與其他科技帶來便利與效率,但便利與效率不是我們生活的終極目標。飲食行為的最終目的,不只是讓我們吃飽活下去而已,更應該讓我們與所愛的人們能活得更健康、活得更快樂、活得更幸福與滿足。如果要達到這樣的理想目的,身為人類的我們不可以太偷懶,不該把選擇的權利讓渡給AI運算,而是要在每一次的飲食消費、流通、與生產過程中,更多地、更主動地體驗並參與飲食所能帶給我們的美好。

參考書目

[1] https://fc.bnext.com.tw/ai-potential-industry/

[2] https://www.seouland.com/arti/culture/culture_general/354.html

[3] https://www.ibm.com/blogs/research/2019/02/ai-new-flavor-experiences/

周怡君 /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一、社會政策發展的條件與困境

只要涉及滿足人類生存基本需求的資源再分配政策,從最基本的教育政策、醫療政策、就業與勞動政策,到保障各類人口的照顧政策與經濟生活保障,幾乎都可以說是社會政策的範疇(周怡君,2019)。工業化改變了人與社會的關係、促成了大量僱用與大眾就業的勞動生活。勞動生活的風險如失業、疾病、退休,甚至是生兒育女都可能對人與家庭的經濟生活造成損害,而人群聚居勞動的都市整體的公共衛生、教育系統、就業環境等亦須持續改造;社會政策正是基於這些需求而產生的社會安排,以人以繳稅或社會保險費的財源籌措方式,將人參與市場活動所獲得的部分勞動薪資和資本獲利繳交給國家,國家對人民各項生活需求進行再分配。經濟勞動市場的薪資與利潤賺取,搭配國家再分配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服務等等的制度結構,是傳統北歐與歐陸福利國家的基礎模型。在美語系國家代表的自由主義模式中,國家的再分配功能並不彰顯,但因此參與就業市場反而對人的基本需求保障更形重要。

社會政策的發展和運作很大程度上依賴著龐大就業人口,而許多社會政策制度包括照顧公共化、職業重建、教育訓練、公共就業等的產生,主要目的也在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阻擋不利人參與就業職場的因素。二次大戰後的社會政策與福利國家擴張與刪減,受就業市場影響深遠。二次大戰後到一九七〇年代之間,重建國家的結果使得就業機會相對容易取得,也因此被稱為福利國家的黃金時期。但之後受整體經濟危機影響,就業銳減導致了稍後的福利刪減。一九九〇開啟的

第三條路理論,以及稍後的社會投資路徑,也無一不是環繞著如何協助人們進入就業市場,這也顯示了當代社會政策的運作對全民就業的依賴。

二、AI對社會政策的影響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早在1956年就被提出,近來的AI系統發展出機器學習,包括各種演算法,可以影響人的訊息來源、經濟型態、政治生活等各面向甚多,當然也影響到了社會政策。以下綜合AI截至目前的發展,提出三點AI科技對社會政策帶來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一)提供照顧服務新圖像

人工智慧對於社會政策中的照顧政策影響深遠,特別是在對必要的生命現象、健康資訊、居家安全狀況的監控,採用即時偵測和預防監控的人工智慧裝置。讓照顧需求者配戴感應器,偵測訊號傳送,透過偵測演算法,計算事故發生風險;可為照顧需求者在家中建立居家安全早期警示系統,可以即時偵測、傳送有意義的警告資訊,讓醫療院所或家人可以迅速採取適當的反應去處理照顧需求者的跌倒或突然的生理狀態改變等突發狀況(潘健一,2020)。此外,各式照顧機器人也為照顧服務的未來開啟更多未來的想像,例如社交型機器人可協助失智症長者進行認知訓練、改善其生活品質(羅伊婷、徐尚為、簡慧雯、宋聖芬,2018),也可能解決照顧工作勞動負荷的問題(周宇翔、王舒芸、吳明儒、林怡婷,2018)。這些人工智慧科技產品目前發展狀況仍不夠穩定,例如社交型輔助機器人僅能從事安全看視而對談功能仍偏弱、感應器的產品資料和規格缺乏統一標準、智慧學習需要更多資料量累積,而且機器照顧與照顧需求者之間還存在倫理議題。不過,AI仍然為照顧提供了未來願景。

(二)資料庫整合協助真正有需求者

此外,透過各個不同的數據資料庫包括所得稅資料庫、社會保險(健康保險、各個職業保險、國民年金等)資料庫、汽機車登記、中低收入戶等資料庫之間的資料整合串連,可以直接篩選出真正需要經濟給付的需求者、簡化傳統現金給付申請過程中(林忠正,2020),要求國民親至公所、填寫表格、提供資料證明自己的需要,再由政府檢查申請這是否合格的不便及繁複;亦可避免假造資料申請給付的狀況,除經濟安全給付之外,包括醫療健康資訊也可整合,有助於跨境或遠距醫療的提供(楊瓊瓔、陳慈純、徐尚為、李卓倫,2019)。

(三)造成就業機會大幅減少

人工智慧新技術的清單每天都在增加,機器人、演算法、機器對機器的溝通、3D列印和自動駕駛汽車等等,他們可幫助人們完成各種不同的任務。未來人工智慧結合自動化和機器人科技持續大量生產和應用,將使得就業位置快速減少、全職就業時間縮短。傳統社會政策中,人依靠就業取得醫療、年金、照顧等給付的特徵將受到嚴重挑戰。由於人工智慧的演算法能提供金融、運輸、航空和電信等行業重要決策的諮詢策略(West, 2015),就業機會的減少不僅在發生藍領工作,也對白領工作造成影響。

三、社會政策該如何回應AI的發展?

(一)計算未來可能消失與興起的職業

人工智慧發展或許不可能一系之間改變整個就業市場狀況,但是,相關部門必須開始研究,以目前AI發展的速度與狀態,在未來二十年內,有哪些職業會急速消失、有哪些職業則需人才投入。協助前者領域的失業者做好預先職業訓練以便轉業或經濟安全的準備,後者則需要在教育體系的學習歷程進行改革,啟動科技、工程和數學等在AI時代就業肯定會使用到的相關知能、減少未來已不被需要的職業能力學科。

(二)支持弱勢群體適應AI時代

AI時代將使某些群體比其他人更具風險,年齡、性別、收入、族群、障礙等人口群體,對使用AI科技的能力可能有所差異,在AI時代會面臨艱難程度不一的情況。社會政策必須能夠對這些群體在職業前與職業歷程當中,提供這些群體繼續教育機會、職前訓練課程,以便因應新經濟型態所需的AI知能學習資源。

(三)研議基本所得收入的可能性

傳統福利國家要求人要就業才能取得基本社會給付,但社會由於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而需要的勞工減少,有些人甚至可能因此永遠無法進入或重返勞動市場,則福利國家建立在就業、繳稅、繳社會保險費來取的醫療、教育、照顧等社會服務和年金、社會救助的社會契約就必須被改變。因此研擬規劃「無條件基本所得」(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以提供部分基本收入,或鼓勵部分工時或無業者參與志願服務來與勞動進行折抵,以便可以繼續取得基本醫療、照顧的給付,可能是未來社會政策因應AI社會就業機會流失的重要方法之一。

參考文獻

Darrell, M. W.(2015). What happens if robots take the jobs? The impac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on employment and public policy. Centre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t Brookings, 1–22.

周宇翔、王舒芸、吳明儒、林怡婷(2018)。照顧機器人倫理議題探討:以長照服務為例。長期照護雜誌,22(2),195–210。doi:10.6317/LTC.201810_22(2).0007

周怡君(2019)。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新論。台北:洪葉。

林忠正(2020)。官僚作業捅出「一萬元之亂」。檢自:https://forum.ettoday.net/news/1711269?fbclid=IwAR3irf0ru5QXfiYHRPWEm35d_i0cYkfPLVEx3eGvnTMfnVMWPhlBs8P8PZk

楊瓊瓔、陳慈純、徐尚為、李卓倫(2019)。健康資訊功能整合的國際趨勢。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8(4),342–354。

潘健一(2020)。居家社區照護早期警示系統之發展。護理雜誌,67(1),25–32。doi:10.6224/JN.202002_67(1).05

羅伊婷、徐尚為、簡慧雯、宋聖芬(2018)。失智症患者運用人工智慧輔助設備進行認知訓練之成效探討:文獻回顧與未來展望。臺灣老人保健學刊,14(1&2),53–66。

施富盛 ∕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AI人工智慧的發展奠基在三大技術領域的進展,其一為人工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其二為巨量資料(Big Data,大數據),再者為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與學習。其中,人工智慧與巨量資料領域所衍伸的資料科學 (Data Science)更是相關研究領域發展的核心。而伴隨著網際網路科技,尤其4G通訊技術的普及,以及5G時代的即將來臨,網路、數位化、資料銀行(Data Bank)所建構起的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即將支配人類未來的經濟活動。

因此,台灣政府即已提出「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政策,亦即所謂的「DIGI+方案」;而歐盟更針對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先後於2015年前後提出「數位單一市場」(Digital Single Market)戰略,於2016年提出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針對個人資料的(商業)運用提出規範。上述政策的提出,凸顯出數位經濟時代下,強而有力的(國家)政府(State)或國際組織對於數位經濟的介入與規範,以規定數位時代下的社會秩序。

然而此類「數位控制」(Control Theory ),或說「數位反烏托邦」(Cyber-dystopianism)的社會發展論述,遭遇了「區塊鍊」(Blockchain)技術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數位烏托邦」(Cyber-utopianism)的挑戰。看似區塊鍊技術將能協助人類將社會發展帶領至無政府主義式的去中心化、去權威化,自由解放的時代。然而俄羅斯企業家 Pavel Durov的Telegram區塊鍊開放網路(TON)募款計畫於今年5月遭美國證交會(SEC)宣告違法,為區塊鍊發展帶來重大挫折。此外,數位時代下的個人資料,就歐盟立場為個人隱私權,須保護;而就美國市場,此類資料應屬企業所擁有之財產權範疇,這之間的矛盾,更將影響未來人類社會數位經濟發展,以及更具體的,產業轉型的路徑。台灣,該靠哪邊站?

然而,無論是數位化國家,亦或是數位經濟的發展,均有賴於全體人口的數位轉型,因此,早在1990年代,學者即已提出「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的概念,意指數位轉型會因不同國家、區域之間的社會經濟發展條件有所差異。而此亦為人文社會科學在資料科學運用的末段中可協助進行判讀與詮釋之外,更可為人類社會發展數位化與社會不平等之間提出分析與反省之處。

所謂的數位落差,在1990年代前後,所著重的是「資訊近用」(Information Access)的不平等。學者通常關注的是網路、資訊科技在家戶運用上「量」的落差。例如電腦擁有率、網路連接率、上網時數等指標。而資訊近用的落差,在多數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於教育部門進行大量的資源投入後,或可稍作平衡。故而,1990年代中期以後,數位落差更被聚焦於所謂的「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面向。一般而言,學者多由四個層面來分析資訊素養,其一為傳統素養,其二為媒體素養,第三者為電腦素養,以及,網路素養。換言之,資訊素養強調的是個人利用網路資訊進行資料搜尋、篩選與分析,尋找答案,達成問題解決、方案提出之能力。然而,在工業4.0,以及5G通訊技術的挑戰下,資訊(網路)素養,已無法充分滿足液態社會(Liquid Society/Modernity)及數位/資料經濟之所需。故而,「數位習癖」(數位慣習 Digital Habitus)成為了更新的關注。數位習癖更多著墨於數位世界的身分與認同之建構,具體的影響了社會行動者的消費行為模式、企業行銷模式,甚者更進一步改變了產業結構、全球價值鏈 (GVCs的重組。

而數位習癖的養成,可以從個人行動者,以及企業文化兩方面來著墨。個人數位習癖的養成所牽涉到的是人口的轉型,包含了勞動人口及消費人口,甚至亦牽涉到數位政府政策、公民參與,以及公民社會之建構。然而就數位人口轉型,台灣多著重於國民教育、職技教育與數位政府及數位人權政策。在這之中則存在著台灣內部的城鄉差距。而根據歐盟境內最新的研究,歐盟內部同樣存在著工業先進國與轉型國家(Transitional Countries)的差距,而具體呈現在性別、年齡及勞務型工作者的類別中。就歐盟的研究觀點,數位轉型過程中上述「脆弱者」(Vulnerable Group)是必須被具體標定且保護、協助轉型之對象。在政策上,以個人生涯發展為本的終身學習則是政策重點。而這樣的脆弱者,在區域發展差距面向上,多集中在歐盟內部的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等地。就歐盟而言,人口的數位轉型,重點在於將個人轉化為能在生產、消費面向上能鑲嵌至數位經濟中之個人;而就台灣而言,部門的劃分則過於明顯。

而在企業文化面向上,數位經濟模式、資訊素養等面向,對於跨國公司(MNCs)而言應為早已優先布局之議題。然而,台灣與中東歐國家在產業結構上,均屬工業後進國。跨國企業並非為這些國家、地區的經濟主角。相反的,中小企業,反而是台灣與中東歐國家的經濟主體。然而中小企業通常較無能力投資於研發,以及自身企業結構之轉型。故而,國家對於數位轉型的介入,反而是這些國家中小企業轉型之關鍵因素。因此,在個人及企業文化的數位習癖培養,進而消彌區域數位落差,中東歐與台灣之間或存有多項可比較之處,更待我們後續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馬國勳 2019,(量的數位落,質的數位落差,以及由家庭所傳承的數位文化資本)。巷子口社會學。

林宗弘 2012,(非關上網?台灣的數位落差與網路使用的社會後果),《台灣社會學》第24 期,頁55–97。

程左一 2004,(規劃數位落差之對策研究計畫-我國產業勞工數位落差之現況與對策)。台灣綜合研究院,新北市。取自

https://www.tri.org.tw/page/research3.php?id=525。

曾淑芬 2002,《台灣地區數位落差問題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

Maria Denisa Vasilescu and etc., 2020. Digital divide, skills and perceptions on digita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Towards a smart labour market, in PLos ONE 15(4).

劉維公/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科技與藝術的共生關係一直存在

2018 年 10 月,超過 250 年歷史的佳士得(Christie’s)藝術品拍賣公司,以432,500美元賣出有史以來第一件由人工智慧演算法所創作的藝術品。該件作品名為Edmond de Belamy,是人工智慧公司 Obvious 利用「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 …

The Postcolonial Cyborg: A Critical Reading of Donna Haraway and Gayatri Spivak

作者: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備註:書本資訊(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1461?sloc=main

目錄

序 理解「我們」的島嶼經驗 成令方

序 穿過詞語的黑暗去照亮 印卡

致謝辭

第一章 導論:島嶼書寫的一段理論旅程

第二章 界線/戒限:批判的意象與意向

第三章 哈洛威:跨界的抵抗辯證

第四章 史碧華克:解構的雙面受縛

第五章 結論:後殖民的賽伯格

參考書目

內容簡介:

本書從界線、批判、抵抗這三條交互纏繞的向度去貫穿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思想,分別就知識的基礎、倫理的 …

作者:劉維公(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地圖掌握了我們之所以為人的線索。地圖確實描述並重塑了我們的歷史,反映出我們最好及最壞的特質⋯⋯並且也標記出權力的更迭。」 Simon Garfield《地圖的歷史》(On the Map)

二〇一四年第一版「網路世界輿圖」(Map of the Internet)發表時,洛伐克設計師Martin Vargic當時年僅十六歲。Vargic效法十六世紀古地圖的繪製方式,亦即採取充滿感官視覺的裝飾圖案、活字印刷字體等風格,將網路相關的網站、軟體、科技、人物、內容、事件等名稱,當作是構圖的元素,標示成一張具有豐富地形地貌的新世界地圖。

二〇一四年版「網路世界輿圖」涵蓋超過二千個網路相關名稱標籤。其最特別的做法是,Vargic將每個網站/企業都當作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地圖上總共列出超過二百五十個網站/企業。在這張新世界地圖上,人們看到制霸天下的不是美國、俄羅斯、中國等地理國家,而是Google、Microsoft、Facebook、Apple等網路大國。

圖說:在二〇一四年「網路世界輿圖」上,Vargic稱東邊是古老大陸(例如軟體公司、遊戲公司等),西邊則是新大陸(包括社群網站、搜尋引擎、網路犯罪等)。
圖說:在二〇一四年「網路世界輿圖」上,Vargic稱東邊是古老大陸(例如軟體公司、遊戲公司等),西邊則是新大陸(包括社群網站、搜尋引擎、網路犯罪等)。

時隔七年之後,Vargic發表全新二〇二一年版本「網路世界輿圖」。不同於第一版東西大陸的簡單構圖,新版世界地圖依照網站性質,繪製出新聞網站、搜尋引擎、社群網站、電子商務、成人娛樂、檔案分享、軟體公司等數個「大陸板塊」,而在南北極位置,更可以看到維基百科大陸與暗黑網站大陸。Vargic以一年的工作時間製作二〇二一年「網路世界輿圖」,比起過去的版本,其內容資訊量更大、編排更為細緻。整張地圖收錄三千個網站,超過一萬個網路相關名稱標籤。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AI社會研究中心

全台灣第一個專注AI的社會學研究單位;一群熱愛追求社會學創新能量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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